浔城记忆第八章第二讲:
西方文化对近代九江城市转型的影响
随着《九江租地约》的签订,标志着一个被称之为“国中之国”的怪胎——租界,在九江正式形成。九江英租界占地面积只有150亩,与同期开埠的汉口英租界458亩相比,九江的租界面积只有汉口租界面积的三分之一,基本浓缩了近代中国租界城市的面貌。
“租界城市”成了华洋杂居的移民城市。中与西、新与旧,不同地域,不同特色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在这里相互摩擦、交融。西方列国在九江传教布道,兴办学校、医院,设立洋行,进行经济、文化活动,影响着九江人的文化生活,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文化殖民。
从九江城市发展的轨迹上来看,由于受到传统的“士农工商”等级观念的影响,商品经济并不是很发达。到了明朝的景泰元年,明朝政府在九江设立钞关,这是九江成为重要码头城市的一个关键点。到了清代中期,形成了湓浦口、官牌夹等商贸区和5个旱码头,城市的空间结构也随之扩大。
近代九江开埠后,随着西方文化的植入,九江的城市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,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发生在什么时期?又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呢?请听九江市博物馆原馆长、研究员汪建策为我们带来《浔城记忆》第八章第二讲——西方文化对近代九江城市转型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