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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着眼前这张泛黄的照片，父亲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状合影，不由得，我心中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父亲生前的往事。 今年，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。为庆祝“建党”一百周年，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和全体党员发出了“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祖国而努力”！我的父亲胡昌春同志，正是这样一位践行“党的利益高于一切”的优秀共产党员。
我真正了解父亲，应该是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。那时我十二岁，在上海玉田小学读四年级。有一天，上语文课时，学的课文是“把一切献给党”。说的是，中国的“保尔”吴运锋的亲身经历。 放学后，晚上做完作业，我就等父亲下班回到家中。我急切地拉住父亲的手。和他说，“有个新四军叫吴运锋的，你知道吗？”他和你一样，也是兵工厂厂长（那时我只知道，父亲曾经也是新四军的一位兵工厂厂长）。父亲听后，淡定地说“是的，我知道他，在一起开过会，可是他有文化、会写，其实，他经历的一切，我都曾经历过。只不过，我文化太低，写不出来。我的许多战友同志都在生产中或和与日军的战斗中牺牲过。原来，父亲是一位像“中国的保尔”一样的英雄。我不由得，从心里升起对父亲的崇敬感。把此之前他只是一心工作，从不过问我们六个子女的满肚意见，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 从那时起，我常常缠着妈妈，要他讲父亲的斗争经历。原来，我祖父是原“汉阳兵工厂”一名技师。父亲16岁便进厂当学徒，学钳工。三八年，武汉沦陷后，汉阳兵工厂整个迁往贵阳。父亲一心要参军打日本，没跟家走，便参加了新四军的一支队伍。组织上了解到父亲入伍前的经历，便要求他组建一个兵工厂。当时，已经是副营职的他，服从命令，立即着手组建“新四军五师兵工厂”。父亲找到在兵工厂认识的朋友彭定中，请他帮忙解决工厂需要的房子。据建国七十周年时，进京参加阅兵式的湖北省拥军模范代表，今年100岁的彭易玲阿姨（彭定中的妹妹）回忆：“当时，新四军一位支队长胡昌春。找到我家，要房子办兵工厂，我家马上把一所学校腾出来，让他办兵工厂”（见长江日报2019年10月8日第三版）。 抗战八年，父亲一直是新四军五师的兵工厂厂长。直到解放战争爆发前夕，中原突围前一天，中原军区（那时五师已与八路军南下支队合并为中原军区）领导，送来李先念司令员的配枪“勃朗宁”手枪，要求立即修复。原来，该枪的撞针砸了，大战在即，指挥员没有配枪，是多么关键的事呀！父亲二话不说，接过手枪，保证修好。凭着父亲在兵工厂学钳工时的坚实基础，硬是用一把“汉阳造”上拆下的撞针，经过“退火”、“打磨”，用手工完成撞针加工。又“粹火”、“烤篮”一系列工艺后，装上一试，完全与原来一样。经过一夜的加班，第二天，按时完成这一紧急任务。为此，父亲得到军区司令部通令嘉奖。 在战争年代是这样，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，只要党的需要，他从不考虑自己的一切。在全国解放后，从接管城市，在贵阳任交通系统军代表兼省汽车修配厂厂长，一纸调令，全家迁往北京。几年后，又赴上海，任上海航海仪器厂（442厂）副厂长（分管生产、技术），60年，又奉令来到九江，组建九江仪表厂（441厂）。 那时的九江仪表厂，是原苏联援助的157个项目之一。从职工住房，到生产厂房，全部格局均由苏联专家设计，并配套仪表技校，培养技术工厂，产品设计由74所（后来的707）63所承担计量，54所负责测绘（后来的6354所）。如果说，我父亲在革命战争年代，一切为人民利益出发，一切为了党的事业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，全国解放后，更是一心扑在工作上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组织上有需要，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，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。那时，苏联专家刚撤走，441厂只是一个空壳。父亲没有任何怨言，带领一群技术人员和全国各地来的工人师傅，硬是把一个面临倒闭的企业救活，并逐步走向正轨，成为中国造船行业导航仪表的领头羊。 从那时起，包括后来的10年动乱，他都一心扑在工厂建设上，从不考虑自己的一切。包括房子、子女工作，妻子（我的老妈妈）的待遇等等，他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党的事业。八四年无奈退下来，八六年就去世了。在退伍之前，当时已65岁了，还在考虑工厂转型后的前途。当时，全国改革开放形势处在关键时刻，军工企业的前途令人堪忧。当时，原厂班子，按照革命化、知识化、年轻化的要求，全部退二线。船舶总公司原计划留下父亲一人带新班子，“扶上马送一程”的要求，其实父亲当时只想着把自己为企业转型后的几项产品开发落实。实现定型，获批到生产，这四个产品，可以说是父亲为企业，为党作的最后贡献。 这四个产品，放在今天，无论哪一个，都足够维持企业生产、生活。这4个产品，有的已出样机，有的面临定型。可由于厂老班子成员，除一位报病，另5人，集体去总公司上访。“说胡昌春年龄最大，他不退，无法说服我们”，总公司只得做父亲的工作，让他以大局为重，先退下来。然后总公司聘为“企业顾问”，这样来带新班子，可事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随着一刀切后，新班子上台，把父亲快完成的四个“民品”，包括攻关组在内，全部丢在一边。厂里的老职工都非常心疼。要知道，许多家庭都是两代人甚至三代人都在这个企业呀！现在想想这四个产品：一、电动自行车；二、汽车空调；三、风力发电机；四、玩具电机。都是父亲在八十年代初为企业转型付出的心血。说明他老人家独具眼光和有远见，可惜都付诸东流。不然，九江仪表厂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局面，被私企收购。
如果说，当时退下来，父亲心有不甘。一是为了企业的转型和更好的发展；二是，看到了军工企业今后发展和未来所必须面对的。另外，两件鲜为人知的事，更加说明父亲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一个党的高级干部，所具备的党性和崇高的品德。一个是八三年，父亲在广交会上，结识一位华商新加坡快电私管有限公司老板陈远达。该华商对九江仪表厂生产的“渔轮罗经”非常感兴趣。认为，这款产品，当时在东南亚是领先的。如果他能作为该产品在东南亚的总代理，并建议在新加坡设“技术服务站”，那时当时东南亚一带的渔轮，即有吸引力且发展潜力非常大。于是，他热情地邀请父亲去新加坡考察设点，在广交会上谈妥，并草签了意向协议后，父亲一回到九江便着手为此项目，起草报告，给各个主管部门，报告很快获批。 要知道，如果当时的“新加坡技术服务站”一旦合作成功，对于九江仪表厂的“渔轮罗经”这一产品走向世界将起到极大的推动，也会给厂里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。报告最后确定考虑组共5人，父亲带队，一名电气工程师、一名机械工程师、一名翻译、九江船舶公司派一人作为协调。本来，这样的好事，如果放在现在，绝对是顺理成章，一蹴而就。可事情不那么简单，报告交船舶总公司后，总公司也要安排一人同去。出国考察报批备案是五人，那就要减去一人，总公司的意思，两个工程师只需一人即可，可父亲坚决不同意。认为，一旦“技术服务站”建立后，主要靠他们做事！他们谁也不能少。宁可自己不去，也不能见做事的人不去。父亲的表态，正中总公司的下怀。 最后，确定父亲不去。谁知，事情还未完，这一行五人到新加坡后，陈远达老板亲自来机场迎接，见到考虑团中没有父亲，便问：“胡厂长为什么没来？”五个人解释半天，陈老板非常不满意，上车扬长而去。结果，可想而知，此项目石沉大海。在九江仪表厂，八四年出版的宣传画册上，还写上了这一项目。考察团到新加坡的情况，都是两位工程师回来汇报给父亲的。父亲听后非常生气，可生气又有什么用呢？后来，父亲多次跟我说“如果，此项目能搞成，我出不出去考察都不重要。可厂里失去这么好的合作机会，是非常令人心痛的！” 这是父亲为党、为国家，作出个人牺牲，所没有办成且心中想要办成的事业。在企业的发展建设方面，他更是处处只想着党的事业，企业如何发展。八三年，九江炼油厂的劳资处长，找到九江仪表厂劳资处长。说是，九江炼油厂厂长的儿子，上海交大毕业，分到了瑞昌的一个船舶系统下属厂，想调来仪表厂。按他的条件，原本只是仪表厂同意将他们厂长的儿子安排进仪表厂。而他们厂（九江炼油厂）是大集体，可以给三至四个指标，进炼油厂大集体，工作由我们挑。因为，他们打听清楚，仪表厂厂长的儿子（指我）和媳妇，都在江西塑料厂上三班倒，包括劳资处长的儿子也在大集体单位上班。 当时，我们夫妻俩的江西塑料厂除上三班倒，效益也差。而且，爱人生完儿子才二年多。按理说，劳资处长只要开口，且一切由他办好，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。可是，当劳资处长向父亲报告此事时（之前他已告诉了我母亲），父亲不但不答应，反而把他狠狠地批评一顿。说“现在厂里这么多大学生都在当工人用，科室无法安排。你这么干，叫我以后怎么管理”！劳资处长说“已经告诉李主任了（我母亲时任设计所主任）”。父亲依然不为所动，并说“家里我会处理好的，你只管回绝对方就行了”。这个事情过了若干年后，是劳资处长的儿子告诉我的。可那时，炼油厂厂长儿子已经设法进了“中船总”在九江的其他单位了，而我和爱人在江西塑料厂干到九二年，厂里倒闭，才四处自谋出路。 现在，我们夫妻俩想起此事，心中难免生出许多对父亲的不满。但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逐渐开始理解父亲了。他的所作所为，无不体现了一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“牢记初心，不忘使命”高尚品德。
写到这里，父亲生前的许许多多的为党、为国家、为企业的所作所为，无不让我从心里升华起对他的敬佩之情！今年，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大庆。父亲，也和无数共产党员一样，为了党的事业，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还是在轰轰烈烈的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中，无不体现出以党的事业、人民利益为第一出发点的坚定共产主义信念！ 谨以此文向建党百年献礼和纪念尊敬的父亲去世36周年！（胡健 文/照片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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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1-5-31 09:41:21